平卡斯的研究团队。左：平卡斯；中：张明觉；右：洛克

他们成功研发出避孕药后，也没能名正言顺地打着“避孕”的疗效上市。

因为担心遭到天主教徒的抵制，药物公司是把第一款避孕药Enovid作为治疗月经不调、痛经等“严重月经问题”的药物来投放的，“阻止怀孕”被列入了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结果，在药物上市后的两年内，全美有上百万名适孕女性用“严重月经问题”来找医生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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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研究的资助者是

推动计划生育的女权先锋

避孕药Enovid的研究经费大部分来自于两位女权运动先驱：桑格和麦考米克。

桑格的母亲一辈子怀孕了18次，在50岁就早早去世了。她把母亲的死归于怀孕太多。

后来，桑格当了护士，见到了太多像她母亲一样，被过多的分娩所折磨的女人。

1910年代，桑格成了“计划生育”的宣扬者。她创办杂志、开生育诊所，向其他女性介绍避孕方法。

桑格在她的避孕诊所里接待咨询者。

那个年代，法律还把避孕信息定性为色情内容，严禁其传播。

因为宣扬避孕，桑格两次被捕，杂志和诊所都被取缔了。再加上当时的避孕方法太落后，桑格的努力一直没有什么效果。

直到1950年，桑格遇到了哈佛医学院的高材生平卡斯。她又拉来另一位女权运动家、千万富翁麦考米克。

两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向平卡斯提供研发资金，要求只有一个：尽快发明一种有效的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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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解放了女性

避孕药刚一上市，《时代》杂志创始人之妻克莱尔·卢斯就称赞：“女性终于和男性一样，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了。”

在避孕药被发明之前，由于害怕意外怀孕，女性对性的态度非常谨慎。而现在，有了避孕药护身，她们开始放开手脚。

“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画中写着：‘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如此记录了避孕药从60年代开始带来的改变。

60年代，游行者打出标语：“全世界的女人团结起来”。

就连保守的天主教徒，也开始把避孕药看作一件好东西。197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2/3的女性信徒都在使用避孕药。

避孕药面世10年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给女性带来的解放，远远超出了性的范畴。

60年代的年轻人

避孕药让女性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不再一味地依赖男人了。

在避孕药出现前，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企业雇主，都不愿意接受女性。负责人们觉得，女性会不停地生孩子，中断课业或工作，把精力分散给家庭，最后的结果是辍学或辞职。

这种想法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找不到工作的女人们只好早早结婚，然后真的过上不断生孩子的家庭主妇生活，让“不能录用女人”的观念继续固化。

避孕药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它降低了女性的早婚率，又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