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组织日渐隐蔽

打击难度不断加大

传销是一种通过人传人的方式达至销售目的的非法活动,其所依靠的是参与者的社会资源和社交联系,层层分享利润,是一种经济犯罪。其本质在于通过发展下线实现财务的非法转移与聚集,并未创造社会价值,却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引发治安刑事案件。有些甚至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王勇曾多次参加集中“打传”行动,他坦言,如今,传销组织越来越隐蔽,有很强的流动性,尤其是低层级,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少传销组织被警方查获后,很快“人去屋空",案件的查办难度很大。

例如,曹宝元所在的传销组织,已经不限制人身自由,不收身份证手机,而是有“家长”关心日常起居生活,并交纳“公积金”等。同时,他们还鼓吹五级三晋制、责任制、出局制等制度,把传销描绘成一项利国利民的行业。

“父亲从来没有说自己参加了什么项目,就胡乱说过政府大楼有1040块砖,代表着3年挣1040万元等,让人摸不着头脑。”曹立新回忆说。

据警方介绍,这应该是传统的拉人头式传销,被称为“1040项目”,只要拉进一个人就有提成,拉来的人越多提成越多。

记者查询后获悉,“1040项目”是已经存在10多年的“全国连锁”传销组织,刚加入的成员需要缴纳69800元“会费”,之后就要不断地发展“业务员”,只要“业务员”业绩优良,就能“空手套白狼”,通过层层发展下线获得晋升,最终目标是赚1040万元。

不久前,王勇所在的江北新区公安分局集中300多名警力开展了一场打击传销的集中收网行动。在这次“打传”风暴中,警方借助4G执法记录仪的“黑科技”手段,精准捣毁45个非法传销窝点,一举抓获涉传人员164人,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

这已是江北新区警方组织的第四次集中“打传行动”了。2018年7月,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专门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打传”专业队,先后组织相关力量开展小型清查行动100多次,清查窝点300多个,带回审查1230多人,教育遣返250多人。

但这种“猫鼠游戏”一直在频繁上演。“有时候抓了百十号人,可能只有几个构成犯罪。”王勇有些无奈,像曹宝元这样的,没有在传销组织中担任职务的“新人”,只能在抓获后录入相关信息,批评教育后让其返回原籍。

《法制日报》记者翻阅相关法律规定了解到,早在200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禁止传销条例》,规定对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9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但对于被发展为下线的人员如何处置,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业内人士认为,这或许是传销组织屡禁不绝的一个“后门”,也是亟待立法补漏的重要环节。

“刑法只处罚组织者、领导者,一般参加的成员都不是犯罪。立法的思路,是不过分为难底层老百姓。传销之所以屡禁不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治理问题,需要通过综合施策、治理,逐步消灭传销犯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要彻底打击和预防传销,需要在加强执法素养、提升办案者信心的同时,加强国民教育,破除一夜暴富的不当观念,同时完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原标题：南京一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洗脑 竟吹嘘利国利民)

责任编辑：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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