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8.46% 资金 研报]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6.00%]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