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补短板，即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过去一直处于短板的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是广大民众真正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李实：现在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经济增速降速的情况下，能否使得中国的消费即使不能增速也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刺激消费。

第一，进行大分配格局的调整。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受到分配制度的影响。这个分配制度指的是大分配制度，即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占比。要调整分配制度，适当减少政府的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份额。通过制度的调整，即使经济增速在下滑，也可以使得居民收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

第二，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上，通过结构性或者差异性的政策，更快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高收入群体本身就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但其不一定在国内消费。但低收入人群不一样，其收入增加一块钱，都可能消费掉。因此，要改变或者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要进行改革。比如，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分割的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竞争也不充分。要进行劳动力一体化的改革。还比如，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以垄断为主的市场，存在进入壁垒和障碍，市场既不完善也未实现充分竞争。这样，很多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就可以获得垄断的利润，造成部门之间收入工资的差距等。因此，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也要进入资本市场的改革。

第三，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激发农民工消费潜力。虽然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生活在城市，但其一直不愿意也不敢消费，因为其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等。如果能够通过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让2亿多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到稳定的市民待遇——能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生活、其子女可以在城市接受教育、父母可以在城市接受医疗等，这种被激发出的消费潜力很大。

此外，农村消费还有一定的潜力，这个潜力是建立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如何做?这就要提高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保水平，同时增加社保的覆盖面。现在农村一个月每人几十块钱的低保、不到一千块钱的养老金，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社保。另外，虽然现在农村有新农合等政策，但仍有很多人看不起大病，这使得很多人不敢消费。如果社保水平进一步提高，将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也才敢消费。

总之，消费增速更多取决于收入的增速，光靠挖掘消费潜力的话，这个潜力其实是相对有限的。中低收入人群是中国未来消费的潜在人群，激发消费活力的关键在于瞄准这部分人群，必须要保证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才能释放消费活力。

李迅雷：目前阻碍向消费转型的最大掣肘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放缓，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收入弹性要远高于高收入人群，仅仅让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提高，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至多只能有利于高端消费增长。

那么，如何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呢?只能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来解决，难点在于税收手段效果有限，如减税降费，有多少收益最终可以落到中低收入阶层的身上?房产税、遗产税及资本利得税应是有效的工具，但短期难运用。

我建议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按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8.7万亿元，但实际补充作用是高估的。如果能提高划拨比例至20%，同时，在国资委的准许下，若能通过社保减持适当引导国有资本从传统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不仅有利于国资的资产配置优化，也能改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局面，弥补社保资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