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出版物成“洗脑”工具 被抓获后,陶永仟一直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自己参与的事供认不讳,却拒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违法,他坚称自己是响应国家号召搞“连锁经营”,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陶永仟时常引用所谓“国务院红头文件”“国家领导人批示”为自己辩解,认为政法机关打击“连锁经营”是不执行国家政策。 据讯问他的检察官观察,陶永仟的反应不似狡辩,而是从内心相信自己是在“干大事、做好事”,甚至在法庭上也“理直气壮”地为“连锁经营”辩解。事实到底如何呢?检察官在法庭上出示了从陶永仟处扣留的几本书籍的查询结果:《法制下的中国连锁经营——合法性专刊》无合法的书号、刊号或CIP号(检验1990年代至今出版的图书是否为正版的重要指标,具有唯一性、权威性,有反盗版作用),封面上的条码盗用了其他正规图书的条码编号,实为非法书刊,其内容均为制作者伪造,而该书封底的国家领导人批示纯属编造。那本《连锁销售160问》封面显示该书为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但经查询,该书套用了对外贸易出版社出版的作文书《零起点》的CIP号,其内容为编造而成,而扉页上的国务院通知系伪造。其他的如《连锁经营指南》等书籍也是盗用合法出版物的编号,内容均为制作者伪造。 在检察官一一宣读了被奉为圭臬的几本书的真实情况后,陶永仟一下崩溃了,当庭痛哭流涕,并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被这些看似正规的“高级书”洗了脑。 办案检察官介绍,传销活动给公民个人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以本案为例,在陈维机的蛊惑下,其哥哥陈某也加入了传销组织,损失超过20万元;被害人杨某加入组织后共损失近28万元,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务。其他被害人也不乏损失超过10万元者,往往与传销组织者关系越亲近,损失越多。 检察官发现,近年来,传销活动在我国农村有蔓延的苗头。传销组织成员通常以“杀熟”的方式,瓦解了以亲情、诚信维系的社会伦理体系。而在本案中,不法分子利用农民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对知识和书籍权威性的无条件盲从,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伪造正规出版物、甚至编造“国务院文件”“领导批示”等,将原本违法的传销伪装成“利国利民”的“合法”行为,使被害人在对亲情的信赖和对“权威”的盲从中越陷越深。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检察官还发现,欺骗了包括主犯陶永仟在内许多人的所谓“国务院关于在两广试点连锁经营的通知”仍在网络中泛滥。 检察官建议,在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中,文化管理部门应当同时发力,加强对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的规范与管理,截断传销组织者给人洗脑的“理论依据”。▲ (原标题:伪造国务院文件 非法出版物给传销披上“合法”外衣) 责任编辑: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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