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TST庭秘密总部大楼。图据视觉中国

【直报网北京4月28日讯】(红星新闻)日前，张庭、林瑞阳夫妇旗下TST庭秘密涉嫌传销被揭露，在多家媒体轮番报道下，这位昔日的“中国反传销第一人”，也再次站到镜头面前。

李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2021年前，团队就接到求助者咨询，开始留意TST涉嫌传销的问题，但掌握的证据有限。直到4月，一位“董事长”级别的受害人通过网上求助，她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证据，李旭和同事们建议她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同年6月5日，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立案，对TST庭秘密涉嫌传销一事进行调查。

自2005年从一个传销组织脱身后，李旭走上了反传销之路。过去，他和团队以异地解救为主要业务，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的费用。但随着传销模式的不断翻新，花样层出不穷，加之疫情的限制，异地传销转向更隐蔽的网络传销、金融传销。最近两年，李旭的团队从线下转向线上，开始摸索直播、咨询等宣传预防类业务。

在曝光TST庭秘密涉嫌传销之后，李旭身边有不少亲友劝他和团队低调一些。

亲友们担心对方是家大公司，又有那么多明星牵涉其中，社会影响力很大，“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网”。但李旭并没有把这些劝告放在心上，作为举报人，他们和TST庭秘密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安全风险不大。另外，李旭给团队强调过的原则是，只要所有举报、所曝光的信息是真实的，就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身陷传销

2005年9月，李旭还是徐州一个传销组织的B级经理，只要再升一级，就能获得每个月保底六位数的工资，迈向渴望已久的“成功”。那时，《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即将颁布的风声已经传出，他在网吧里搜索了下这两部法规，吓出一身冷汗。

《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的定义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正是李旭彼时的“事业”。

↑资料图

意识到自己在从事非法行当，李旭选择脱身，解散了下线团队，带着十几本“成功学”书籍回到鞍山老家。但因为李旭发展了不少亲朋好友加入传销，比如大姐、二姐两家，就因为传销背上了高额债务，每对上邻居、家人们看他的眼神，李旭都会被刺痛。后来，李旭把自己被骗进传销组织的经历写在网上，那是“反传销协会”的开端。

协会成立之初，开展的主要业务，就是异地传销的解救和劝返。这些传销的套路并不复杂，通过介绍工作、网恋交友、考察项目等旗号，把人骗到外地后上课洗脑，“这种传销是没有公司没有产品的，纯粹就是拉人头。”

2017、2018年左右，有关部门开始大力打击异地聚集式传销，南派“资本运作”式传销发源地广西，北派传销高发地廊坊、天津，都成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区域。传统传销，尤其异地传销的发展，得到了有效遏制。

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桂林市等11地列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2019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减少到8地，再后来全部摘帽。

然而网络的飞速发展解开了传统传销的时空限制，让骗局无孔不入，用李旭的话说，“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没有区域限制，传播速度很快”。

类似的骗局早在2009年左右就有过萌芽，那时的网络传销规模比较小，主要通过个人电脑进行，打着远程教育、网络商务的旗号，售卖“学习卡”“商务软件”，但本质上还是拉人头的传销模式。

在各地加强防疫及限制人口流动后，异地传销面临的监管压力进一步加大，更灵活、隐蔽的网络传销渐成主流。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聚会，更不会限制人身自由，看似松散的组织形式，反而让很多受害者对这些传销骗局失去警惕性。

“失败案例”

大连的齐阿姨，是李旭解救的一个失败案例。

齐阿姨51岁，在大连港某企业担任司秤员，丈夫长期失业，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还处在实习期，全家只有她一个稳定收入来源。从2016年至今，她先后参与了至少29个“国家项目”，这些包装精美的传销骗局，几乎涵盖所有热点前沿概念——原始股、区块链、数字货币、普惠金融……

齐阿姨越陷越深的传销之路，开始于2016年9月，一位朋友跟她透露了个“好消息”，对方称国家在秘密开展扶贫项目，需要“解冻民族资产”，然后给老百姓发钱。被这位朋友拉进微信群以后，齐阿姨很快被对方的话术，以及群里踊跃投资的气氛洗了脑，掏出了第一笔“投资”。

针对齐阿姨这类“肥羊”，传销组织早有一套成熟的话术。

以活跃在东北和河北秦皇岛的某组织为例，该组织自称开展的是“振兴东北3260扶贫体系”“中国商务商会分享经济”项目，并对参与者们进行二次洗脑，说除了该平台以外的所有项目都是假的，是掩护真平台的“搅水计划”，他们才是拯救互联网难民的“扶贫体系”。

第一笔投资后，齐阿姨一发不可收拾。光“民族资产解冻”这一类“项目”，她就先后参加了多个等不同“组织”。除此之外，她还是早已被定性为传销的智天等“公司”的原始股股东，注资过云数贸、华云数字、桑杰黄金、尚朋高科、吉祥北斗、青岛水灵子量子等一系列涉嫌传销的“高新项目”，并持有张健五行币、亚元、银元币、环球币等“区块链数字资产”。

↑齐阿姨购买的传销团队产品

不仅自己在传销组织内成为了骨干成员，齐阿姨还想把二十多岁的儿子也拉入其中。2019年春天，她发动已经被拉入传销的亲戚朋友，对儿子小陈进行洗脑，从“宣扬政策”，到用“不孝”作为借口对儿子进行控制，在“极端施压胁迫”之下，儿子服软了。

被骗进传销组织一个月后，小陈抽身退出，并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劝醒母亲，可惜收效甚微。这年末，齐阿姨突发轻度脑出血，性格越发乖戾，这让小陈在面对母亲时更加如履薄冰，“我妈就有想去死的冲动，想和我爸离婚，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无奈之下，小陈找到李旭反传销团队寻求帮助，但李旭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她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赌徒心态，觉得那么多项目总有一个是真的。”

在他接手过的案例中，不乏有人深陷传销8年、10年甚至20年，抱着同样心态想搏条生路的不少，但能够靠骗局脱离骗局的，李旭一个都没见过。

直到现在，齐阿姨还没能正视“被骗”这件事。疫情之后，她出门参加活动的次数少了，但小陈知道，她只是适应了新的传销形式，“还在认识新的人，还在参加新的项目”。

迭代升级

智能手机开始普及后，网络传销加速演变、发展，在这些“新模式”中，和微商结合的骗局，最先浮出水面。

2015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发两条微商报道，称某微商品牌质量存疑，涉嫌造假，微商大会酷似传销。那时，微商传销骗局的套路还比较粗糙，主要依靠在朋友圈炫富、用“订单生成器”炮制虚假交易额的方式发展下线。

↑央视揭秘“微商传销”报道截图

“很多打着微商旗号，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多级分销的模式，就是网络传销，”李旭回忆，在被央视点名曝光后，针对微商传销的打击力度加大，很多微商平台开始改名，包装成社交电商、新零售，“还是换汤不换药。”

监管压力下，传统传销的“先进经验”又被网络传销“花样翻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遭到有意曲解，传销组织用“双创”、分享经济、互联网+作为掩护，打着国家项目的旗号，继续招摇撞骗。

TST庭秘密的传销模式，在李旭看来就属于典型的微商多级分销模式，拉人头团队计酬。

这类通过互联网搭建网站和App的网络传销，在侦破时表现出难发现、难取证的特点——相关部门要进入网站后台，还要在海量的数据中梳理，复盘资金链和上下线人员链。很多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缺少这种技术手段，难以启动调查。

(原标题：张庭案背后的“反传销第一人”：最重要的是，让受骗者意识到骗局)

责任编辑：蓝莓

【特别声明：部分文字及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学习和交流使用，不具有任何商业用途，其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平台赞同其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版权或来源标注有误，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迅速处理，谢谢!】

解读新闻热点、呈现敏感事件、更多独家分析，尽在以下微信公号，扫描二维码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