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

商事制度改革带动了我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目前，改革正处于从“放活”向“管好”推进的重要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加快转变职能，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更新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构建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第一波商事制度改革侧重放活市场主体，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动力和潜力;第二波改革重点在创新监管机制，为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提供环境保障。“放管结合”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放权是“破”，重在释放活力，监管是“立”，重在规范秩序。只有管得更好，才能放得更开，只破不立，就会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简政放权的正能量就可能打折扣。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首次明确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要求。

首先，要推动事前监管更加宽松简明。长期以来，我国市场监管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手续繁、效率低的审批过程，既限制了市场活力，又增加了行政成本，容易形成寻租空间，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本届政府大力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已经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618项，精简了85%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只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生命财产安全、有限资源开发等领域保留部分审批事项，真正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同时，宽松简明的事前监管离不开明确的市场规则，政府应当把精力从原来的审批监管，更多地转到制定规则和标准上来，明确“负面清单”，引导市场有序准入，立好市场活动的“指示牌”，使企业行为有遵循、后果可预期，为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统一规范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提升事中监管的有效性。在大量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之后，为有效防止监管真空，应当及时跟进事中环节的监管，保障市场有序运行。相对于事后惩戒，事中监管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和动态管控，“治病于初发”，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尽早控制危害结果。相对于原来审批式的静态管理，事中环节应当强调对交易行为的动态管控。遵循适度和间接监管的原则，注重监管方式方法的创新，更多地采用双随机抽查、信息公示、数据监测等手段，通过信息公开实现协同监管，主要根据社会举报启动监管，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和干扰，更好地适应有限政府和高效监管的要求。

事中监管还需要兼顾成本和效益，把是否有益于激发创新活力、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安全消费、扩大就业创业等，作为进行市场监管的衡量标准。如果一项监管措施，不能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效益，就没必要继续实施。监管中，需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将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放手交给市场，适度放松对价格、经营资格等经济领域的监管，加强对涉及公共安全、消费维权等社会领域的监管，力争以较低的监管成本，实现最优的管理效果。

最后，要发挥事后监管的震慑约束作用。事后监管，是政府对各类市场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和惩戒的活动。对于不同性质和危害程度的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综合运用罚款、吊销执照、没收违法所得等多种惩治手段。对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公平竞争秩序、食品药品安全等的严重违法行为，要严字当头、重点打击，让违法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形成高压威慑，有效维护法律权威和市场秩序。“知危方能慎行”，震慑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触及了违法者核心利益。事后监管要发挥信用约束的作用，对严重违法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实施统一的“黑名单”管理，公示其行政处罚信息，在市场准入和交易活动等方面进行限制，真正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加大对失信企业惩戒力度。

法治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支撑，只有不断完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才能使监管活动于法有据。要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权责法定。坚持依法履职，强化对执法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积极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加强基层执法队伍融合，凝聚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能，推动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