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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乱象 收费无固定标准，定位、讨债涉嫌违法 蒋德胜这样不收费的团队，在不足100人的反传销界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但即使在收费的团队中，人员大量流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记者采访了多名反传销人士，所有人都把原因归结为“反传销界太混乱”。
反传销界的混乱，首先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收费标准。据徐舟介绍，他的收费模式是电话咨询免费，出差按距离收取订金，近的两三千，远的四五千。另一名反传销人士吴天告诉记者，每个人的收费标准都不相同，他的订金比徐舟便宜，近的两千，远的三千。此外，如果劝说成功，反传销人士会收取求助者的红包，数额大小也没有明文规定。
一些不懂行的求助者也常会遭到坑害。徐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收费也就三五千元，而且不做定位业务。但记者以求助者身份给他打去电话，徐舟却把价格开到2万元，并宣称可以做手机定位。 进入传销组织一般要缴纳费用，受害者被救出来后，组织也不会轻易退款。部分反传销人士会负责把钱讨要回来，他们称此为“讨债”，其中手段最成熟的是李旭。 李旭有一支名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团队，据成员王明介绍，他们会派卧底进入传销窝点，约老总出来吃饭。老总一进入房间，埋伏的人就包围过来，威胁老总退回受害者的钱。王明认为，这种讨债方法是“见不得光”的。 更见不得光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据李旭团队成员吴天介绍，每追讨出10万元，李旭团队会从中抽取3万元到4万元作为回报，然后团队成员再私分这三四万元。低于10万元的债务李旭是不做的。 分崩离析 反传销人士互不信任、相互指责 业界的混乱加剧了反传销人士间的不信任，李旭首当其冲。 李旭是反传销界的行业老大。多位反传销人士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反传销界中大多数人曾在李旭手下干过。 李旭在北京有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楼是餐厅，二楼用来办公，三楼和地下室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属。根据他的说法，求助者打来电话咨询或者自费前来北京是不收取费用的。但如果要求团队成员前往当地营救传销受害者，首先要给一笔2000- 3000元的订金，营救成功后还须自愿支付一笔“捐助”。李旭称团队只收取订金的1/3，剩下2/3和全部“捐助”都留给手下成员。李旭认为这样分配很合理，求助者负担的费用也不是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团队是半公益的。” 但了解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吴天告诉记者，他在李旭手下干了4年活，求助者的订金和“捐助”，团队成员只能保有50%，剩下的全部交给李旭。“捐助”也不完全是受害者自愿给的。据吴天介绍，李旭团队曾向一名求助者反复收取“捐助”共3次，直到拿走了他身上最后270块钱。 更令吴天不满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 在李旭团队中，如何分配“讨债”提成没有明文规定。一般情况下成员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被李旭拿走。李旭曾经讨出100万元“债务”，从中拿走30万提成，吴天毫不知情，直到求助者打来电话事情才败露。除了利益分配不均外，吴天认为李旭的30%- 40%提成也太高了。目前吴天已经脱离团队自己单干，他的“讨债”提成是20%。 王满曾经也是李旭手下的一员。 “我怀着满腔热忱进入协会，却发现李旭收的是受害者的黑心钱。”李旭的妻子曹月杰担任协会会计，每一笔进账都有记录。王满曾要求李旭夫妻公开协会账目，却遭到反对。李旭对记者表示，“我们是半公益的组织，连很多公益组织都没有公开账目，怎么能要求我们公开呢？” 王满最终离开了李旭团队，他想成立一个反传销的公益组织。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内，王满不断请求记者不要把他和李旭扯上关系。“李旭的团队名为公益，实为牟利。有这样的团队存在，很影响我组织的声誉。” 李旭对这些话很有意见。“不要相信他们，同行是冤家。”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李旭不断强调，业界有一些人对他有诋毁之词，其实是对他的行业地位的嫉妒。 “不仅是嫉妒，在反传销界内李旭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王明也曾是李旭的手下，2014年王明另外组成一支团队，经营有一个宣传网站。很快王明就干不下去了，因为求助者搜索“反传销协会”时，李旭的网站永远排名第一。王明认为李旭参与了百度的竞价排名，李旭却告诉记者，他从来没给百度付过钱。 王明把李旭垄断的原因归结为媒体的误导。据了解，李旭曾接受各类报刊、电视台包括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几乎都是以公益人士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及他的定位和讨债业务。王明认为媒体对李旭的报道，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品牌效应。 在相互攻讦之前，这个行业曾有过短暂的合作。李旭告诉记者，他以前也想过成立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公益组织。2009年他邀请多名反传销人士组成协会，但很快分崩离析。“有人对我的半公益模式不满，他们想要靠这个来营利。” 李旭反过来指责其他人。“我的订金最高才收3000块，他们又收多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