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乱象 收费无固定标准,定位、讨债涉嫌违法 蒋德胜这样不收费的团队,在不足100人的反传销界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但即使在收费的团队中,人员大量流失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记者采访了多名反传销人士,所有人都把原因归结为“反传销界太混乱”。
反传销界的混乱,首先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收费标准。据徐舟介绍,他的收费模式是电话咨询免费,出差按距离收取订金,近的两三千,远的四五千。另一名反传销人士吴天告诉记者,每个人的收费标准都不相同,他的订金比徐舟便宜,近的两千,远的三千。此外,如果劝说成功,反传销人士会收取求助者的红包,数额大小也没有明文规定。
一些不懂行的求助者也常会遭到坑害。徐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收费也就三五千元,而且不做定位业务。但记者以求助者身份给他打去电话,徐舟却把价格开到2万元,并宣称可以做手机定位。 进入传销组织一般要缴纳费用,受害者被救出来后,组织也不会轻易退款。部分反传销人士会负责把钱讨要回来,他们称此为“讨债”,其中手段最成熟的是李旭。 李旭有一支名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团队,据成员王明介绍,他们会派卧底进入传销窝点,约老总出来吃饭。老总一进入房间,埋伏的人就包围过来,威胁老总退回受害者的钱。王明认为,这种讨债方法是“见不得光”的。 更见不得光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据李旭团队成员吴天介绍,每追讨出10万元,李旭团队会从中抽取3万元到4万元作为回报,然后团队成员再私分这三四万元。低于10万元的债务李旭是不做的。 分崩离析 反传销人士互不信任、相互指责 业界的混乱加剧了反传销人士间的不信任,李旭首当其冲。 李旭是反传销界的行业老大。多位反传销人士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反传销界中大多数人曾在李旭手下干过。 李旭在北京有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楼是餐厅,二楼用来办公,三楼和地下室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属。根据他的说法,求助者打来电话咨询或者自费前来北京是不收取费用的。但如果要求团队成员前往当地营救传销受害者,首先要给一笔2000- 3000元的订金,营救成功后还须自愿支付一笔“捐助”。李旭称团队只收取订金的1/3,剩下2/3和全部“捐助”都留给手下成员。李旭认为这样分配很合理,求助者负担的费用也不是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团队是半公益的。” 但了解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吴天告诉记者,他在李旭手下干了4年活,求助者的订金和“捐助”,团队成员只能保有50%,剩下的全部交给李旭。“捐助”也不完全是受害者自愿给的。据吴天介绍,李旭团队曾向一名求助者反复收取“捐助”共3次,直到拿走了他身上最后270块钱。 更令吴天不满的是“讨债”后的利益分配。 在李旭团队中,如何分配“讨债”提成没有明文规定。一般情况下成员只能保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被李旭拿走。李旭曾经讨出100万元“债务”,从中拿走30万提成,吴天毫不知情,直到求助者打来电话事情才败露。除了利益分配不均外,吴天认为李旭的30%- 40%提成也太高了。目前吴天已经脱离团队自己单干,他的“讨债”提成是20%。 王满曾经也是李旭手下的一员。 “我怀着满腔热忱进入协会,却发现李旭收的是受害者的黑心钱。”李旭的妻子曹月杰担任协会会计,每一笔进账都有记录。王满曾要求李旭夫妻公开协会账目,却遭到反对。李旭对记者表示,“我们是半公益的组织,连很多公益组织都没有公开账目,怎么能要求我们公开呢?” 王满最终离开了李旭团队,他想成立一个反传销的公益组织。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内,王满不断请求记者不要把他和李旭扯上关系。“李旭的团队名为公益,实为牟利。有这样的团队存在,很影响我组织的声誉。” 李旭对这些话很有意见。“不要相信他们,同行是冤家。”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李旭不断强调,业界有一些人对他有诋毁之词,其实是对他的行业地位的嫉妒。 “不仅是嫉妒,在反传销界内李旭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王明也曾是李旭的手下,2014年王明另外组成一支团队,经营有一个宣传网站。很快王明就干不下去了,因为求助者搜索“反传销协会”时,李旭的网站永远排名第一。王明认为李旭参与了百度的竞价排名,李旭却告诉记者,他从来没给百度付过钱。 王明把李旭垄断的原因归结为媒体的误导。据了解,李旭曾接受各类报刊、电视台包括央视面对面栏目的专访,几乎都是以公益人士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及他的定位和讨债业务。王明认为媒体对李旭的报道,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品牌效应。 在相互攻讦之前,这个行业曾有过短暂的合作。李旭告诉记者,他以前也想过成立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公益组织。2009年他邀请多名反传销人士组成协会,但很快分崩离析。“有人对我的半公益模式不满,他们想要靠这个来营利。” 李旭反过来指责其他人。“我的订金最高才收3000块,他们又收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