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报网5月21日讯】（时代周报）5月21日报道 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只是一个执着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我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过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Gucci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像哈伦裤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Prada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他私人定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日本人有一句俗语，叫被时间忘记的人，指那些样子心态永远也不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活成一个奇迹，活成一个雕像。这样的人，日本很多，中国很少，很少里面张艺谋应该算一个，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生于1950年，他身材样貌和30年前拍《老井》时并无二致。“我是闲不住的人。”据说他保持状态的秘诀就是少吃多干。他长年处在超负荷劳动中，看片开会谈事讨论局面，特别是和前任搭挡张平伟分开之后，他一面要拍《归来》，一面要同人谈剧本，一面还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东家，一面还要面对无锡市计生局雪片一般发来的罚款通碟，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舆论围攻。可是任尔东南西北风，张艺谋也挺了过来，“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他淡淡地说。

从偶像成靶子

还好，是因为比这更惊险的大风大浪，张艺谋见过不少。

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比“头发丝”还要惊险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苦巴巴从咸阳棉纺八厂里挣脱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处于男人30-40岁这个最好的时光里，飞扬个性，勇猛精进，成为最好的摄影师，当上了影帝，拿到了柏林金熊奖，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80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因此，不论是过度解读还是可以营销，新片《归来》从第一次露面开始，就被认为是对80年代的张艺谋的回归。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睐，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电影版、美剧版)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电视剧版 电影版)和《三枪》为他带来的巨大职业讽刺，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辨，正邪难分。

“我的这个模样，我的这个样子，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来。其实，我还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个老顽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愿意尝试的心态。”对于自己忽左忽右的思想取向，他显然没有太多纠结：“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事实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的，张艺谋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欢迅速将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欢在手艺里找到那份实实在在的快感，“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银幕，4K，3D。”他一直平稳的声音在最后陡然有了一点拔高，脸上眉飞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那些追随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敬意，作为一个西北男人，执固和骄傲是他们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