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对策：降低传销入罪门槛，提高行政处罚幅度

尽管直销、传销的概念在法律上有了明确规范，但仍难以避免直销触法，导致乱象不断。

“权健、华林涉嫌传销还因为其产品存在虚假，在所持执照中超出列入直销名目的范围，致使被认定为涉嫌传销。”郭华直言，目前不断出现传销事件，主要源于在“多层次直销”中的产品存在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出现了所谓的“恶劣社会影响的”，致使被认定为涉嫌传销。

涉嫌传销的直销公司会面临何种处罚?郭华表示，这一问题涉及行政和刑事两大层面，“目前我国存在以是否违反《直销管理条例》的行政处罚，还存在是不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修正案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大对传销犯罪的打击力度，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二十四条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自此，我国对直销行业的监管以及对传销活动的打击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刘俊海如此评价。

这一规定明确，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2010年5月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许浩律师指出了上述规定的司法实践问题。“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过高，使传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难以定罪，导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传销犯罪活动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处理。”许浩建议，应当考虑降低打击传销的入罪门槛。

郭华教授也指出，对于情节不严重即未达到累计120人以上或者传销金额未达到250万元等情形的，执法机构仅仅采用行政处理，主要包括取缔、罚款、没收、拘留、遣返等措施。

许浩认为，按此标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如此现象：“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又达不到定罪标准，甚至构不成行政处罚要件，很多传销团伙被清查后只能驱散遣返，其骨干头目和参与传销人员死灰复燃，屡禁不止。

刘俊海亦有同感，他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均是2005年颁布的，距今已14年，“这两部行政法规，由于其立法位阶低于法律，起草时间较早，其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建议尽快把《反传销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直销规范写入其中。”刘俊海建议，应准确界定多层次直销部门与传销之间的法律边界，并严格监管直销行业，建立健全最严格的直销法律制度，并进一步提高行政处罚的法定幅度。

“最严格”具有双重涵义。刘俊海表示，从纵向看，直销法律体系要严于我国过去与现行的法律制度。直销业失信现象频发暴露出了直销制度的失灵，是违法传销活动的重要诱因之一。从横向看，直销法律体系要瞄准域外最严格的法律制度。未来直销立法改革应当全面反思，重新制定直销行业的主体准入门槛打破垄断，早日将直销企业核准制改为注册制(登记制)。

刘俊海还建议，通过完善传销人员联合惩戒制度，将传销的组织策划者、介绍者、诱骗者、胁迫者都列入失信黑名单。

(原标题：直销乱象背后：专家建议重定行业准入门槛，执法监管待完善)

责任编辑：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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