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获社保福利:“打零工”者面临风险 “零工经济”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对目前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今,在完成了诸如车辆、健身房等实物的共享之后,知识技能的有偿分享也成为新热点。尽管目前从事“零工经济”的人数跟全职工作人数相比还比较少,但这种能够确保工作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其发展速度已经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目前的社保制度也带来了挑战。由于“零工经济”这种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就业安全性的风险。 “新经济重塑的生产交易关系,使得劳动者可以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甚至是自我雇佣。比如,过去就业需要有单位,现在新经济可能是一个人的就业,不存在雇主。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各项劳动标准下却难获相应保障,尤其在交通安全、工作时间等方面影响比较大。”乔健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一般都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对雇员和雇主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还需要按照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行缴费。但对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不同地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而新经济下劳动者就业和工作普遍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如果在不同地区间更换或者从事工作,权益保障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从业者来说,“零工经济”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剥夺了一些雇员的职业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时签订的并不是正式劳动合同,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 肖超飞告诉记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平台并不会提出太多要求。但自己想挣得多点,经常会超时工作。偶尔他也会抢午夜的一些急单,早上再回家补个觉。 “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全在车里,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一位滴滴司机对记者表示。 “表面看起来,平台对员工的从属性要求减弱了,但实际上平台在制定规则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对劳动者的控制力反而更大。”乔健认为。 从更宏观层面来说,“零工经济”属于一种技能经济。这意味着,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平台获得更多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未来就业或将更加困难。 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多年的老王目前就职于北京某搬家平台,他的工作是搬运工。已经年过五旬的他干起这份力气活并不轻松,但选择这份工作也是无奈之举。从物流司机到快递员等职业,过去两年,老王体验了多份零工经历,也有过从共享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但快递员这份工作他很快就放弃了。“送餐的话就要抢单,全部都在APP上作业,但自己操作手机又不灵光。常常是人家送完好几单,自己一单也抢不上”。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刘燕斌看来,新就业形态和创业带动就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对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乔健表示,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纠纷与往年比也呈增加趋势。“很多有关劳动力的制度,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社保等的员工福利,并不能覆盖新型平台就业下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频次、监管方式、绩效考核方法,一系列决定劳动者从属工作的指标,都需要新标准衡量。”乔健说。 1月4日,北京西城区一处快递点,快递员正在派件。记者 高兴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