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涉传之后

2021年初，宋思文从几位前TST员工处无意得知，早前无比激动地加上的“林大哥”微信其实并不是林本人，而一直是其助理在打理。这个不大不小的打击，让深信“大哥和庭姐”的宋思文开始反思，之前被她忽略的问题也开始从脑海中浮现。

而随着“TST庭秘密”涉嫌传销的细节逐步被披露，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从2013年至今，都没人能察觉?宋思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加入者大多是“受益者”，不会反水，大批后加入者投钱不多，很多还未醒悟，而如她这样一般在中期加入的代理，为了不赔本，只能继续自欺欺人地折腾。

天津承讼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有关条例，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具备拉人头、形成三级以上层级等形式、公司获利模式为拉人头缴费而非销售利润等特征的，基本可判断涉嫌传销，而对微商涉传的调查困难之处在于，网络销售平台难以固定人数、规模、层级，办案机关若要固定证据，须冻结后台数据，再交由物证鉴定所等部门针对后台数据进行有组织恢复，过程十分复杂。

一位加入TST七年的代理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庭姐和大哥”自2017年起就在调整团队计酬模式，从多级变为“二级”，从金银卡到红蓝卡，就是为了避开传销。

“这家公司做了很多规避动作，虽然没有承诺拉下线有返利，看似不到3个层级，但实质上还是金字塔式的奖金结构和激励机制。当然，最终是否为传销，取决于司法判决。”宋学宝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则认为，不论层级团队是3层、还是多层，如果前期参与者的收入是后参与者的本金，且该商业模式没有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产品最终没有进入消费环节，就是传销。“从外在表征和行为判断，比如，产品定价是否合理，能不能退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是传销。”

2016年，武长海曾带领研究团队走访调研河北、广东等多省，采访受害当事人、监管部门和多个相关企业，历时半年，发布了中国首份微传销研究报告《新型网络传销——微传销在我国发展、危害及防治研究》。报告指出，当时中国“至少一半以上的传销为微传销”。“微传销并不是一个固定概念，而是我们对比传统传销，对当时主流传销形式下的一个简单定义。”武长海说。

自从智能手机普及后，以限制人身自由、上课“洗脑”吸引成员等形式为特色的传统线下传销已经过时。2013年以后，网络传销成为新流行。传销组织利用智能化手机，通过微信群、手机QQ群、QQ语言聊天室、陌陌、公众号等社交平台进行传销，出现了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加具有欺骗性等新特点。

而伴随微信普及和微商兴起，众多传销组织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平台聚集的“私域流量”价值，纷纷披上微商马甲。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经济信息管理系教授程絮森分析，微信平台准入门槛不高，操作技术难度也不大，容易上手，而且微信社交属性强、传播速度快、获客成本低，远远优于传统电商，这些都很好地满足了传销需求。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宋学宝的印象里，微商自2013年兴起，到2016年发展最为迅猛，从2018年前后开始衰落。“传销绝对不是微商的唯一出路，但微商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微商正在分化过程中。”宋学宝说。

最终，一部分微商将继续留在微信平台维持用户关系，部分微商转移到直播平台卖货，还有一部分变相为传销。

武长海指出，传销是把实际商品销售搞成了金融活动，最终只有资金流动，而没有商品流动，这是传销的本质。根据现有立法，固然可以关注传销是否具有“交入门费”“拉人头”和“组成层级团队计酬”这些外在特征，但不能简单判断“3层组织为传销，少于3层就不是传销”，否则，只会使形式上规避传销特征、但行传销之实的组织逍遥法外。

目前，针对“传销”的立法仍是2005年出台的《禁止传销条例》。但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传销形式可谓“五花八门”。武长海总结，当下传销倾向与时髦概念相结合，国家鼓励发展什么，传销组织就把什么拿来嫁接到自己身上，从区块链、大数据，到当下火热的元宇宙，莫不如此。

“搞传销就像吸鸦片，那群人永远不会消失，一些形式被严打，他们就想办法找其他模式。相比而言，传统立法显然已经有些落后了。要彻底打击传销，就要从根本上完善立法，对传销标准进行细化或补充。”武长海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玲、宋思文、廖敏珊均为化名。实习生张文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TST庭秘密”涉嫌传销背后：“微商第一品牌”如何炼成)

责任编辑：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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