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新时期的传销活动，还会通过洗脑对传销者在精神上进行控制。就算当地警方用尽全力解救，恐怕也没有办法再承担其“反洗脑”的重任了。这时候由曾经身陷传销组织，了解传销组织洗脑方式的人们，来进行“反洗脑”，在人们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补益方式。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组织究竟能走多远？而无法面面俱到，甚至已不能适应新型传销的公力救济，该如何改进？这两个问题，不能成为跷跷板两头的大石头。揭示反传组织的问题和乱象，为的是不让其野蛮生长，跨过法理界限；但我们更不希望的是，公权力部门一方面无法全面打击传销，一方面却以“一刀切”的方式对民间自生力量进行打击。

如何更好地协调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就像李旭希望的那样，政府职能部门与反传组织能否携手，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将这股民间自生力量纳入合法化的轨道，确实值得好好展望。▲

（原标题：民间反传销组织是司法机关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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