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次区公安干警“打传”现场。贾连斌/供图 梦碎“蝶贝蕾” 【直报网北京12月5日讯】(中国青年报)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被一次“旅游”打断了。2014年，一名同乡好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当路过距北京还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好友却说已到北京郊区了。下车之后，她被带到一处农家院，从此一个名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闯入了她的生活，她后来则成为该组织的高层领导。 “为什么当初她要叫我来，为什么要把我骗进去?”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明霞哭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到北京看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等3项罪名，获刑3至8年不等。 4名被告人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的。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水之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并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在安次区多名受访干警看来，由于证据认定困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过去10年几无适用，算是“沉睡”的罪名，此番当地改进工作方法，准确适用了法律，或是打击传销的一次突破。 “杀熟”的非法生意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层”里，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多少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始于2005年，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分布。传销人员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其实并不存在的“化妆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并且，拉来的下线越多，自己计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很美，但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中，“蝶贝蕾”榜上有名。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肖遥介绍，安次区的“蝶贝蕾”传销组织，等级从低至高分别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潘明明属于代理员，是组织中的“二级头目”，算是高层了。 “蝶贝蕾”的“化妆品”单价2900元，所有收入最终都会汇入“一级头目”代理商手中。之后，“一级头目”决定“二级头目”分得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亲，到手的钱可能越多，甚至，如果不是老乡，都可能没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吸纳新人也常从老乡、同学等熟人下手。民警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同为“二级头目”的吴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一级头目”的老乡，更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缘由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缘由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三种。与陈明霞一样，吴百有误入传销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有本科毕业，身材消瘦。原先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在应邀赴京游玩的路上，一名老乡称廊坊距北京较近，便说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之后他被带到了位于安次区杨税务乡的一处出租农家院。 农家院是传销组织最小的单位，通常称作“家”或者“寝室”。慢慢地，吴百有升为寝室长，跻身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随后成了管理多个寝室长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钱。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总结说，不少传销组织成员“来的时候都是受害人”，但有的受害了想逃离，有的却加入并在组织里发展到了一定级别。 新人想逃离组织其实很难。肖遥分析，这些农家院位于郊区或城中村，一般而言，外来打工人员较多，四周是流动的出租屋、郊区、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从窝点里逃跑，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来”。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著名高校。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 在“蝶贝蕾”传销组织里，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组织里的第一课是“洗脑”。 一名办案人员说，新人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朗读成功学书籍，甚至背诵上课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寝室，而寝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几乎全是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成员会‘监督’新成员的洗脑程度，等到新成员‘思想稳定’了，守规矩了，才能让他与其他新成员住在一起”。 寝室通常是15~30人，男女混住，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挑着凌晨或晚上，他们还要抱着“床铺”到庄稼地里睡觉，去树林、野地上课。组织里把这种行动叫“拉练”。 由于出行“昼伏夜出”，过去一段时间，很少有村民留意过这批年轻人的存在。 “发财发财发财”这样重复的口号成为生活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也与发财联系在了一起。 令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他们喝的明明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自己喝的是五粮液，明明在吃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认为自己在吃燕窝鲍鱼。 “大家关系挺‘融洽’的。”吴百有对记者说，农家院里多是老乡，总有人找他聊天。陈明霞也看到，这里一群年轻人一起玩，每个人都特别有激情，因而她也未过多防备。 若有不服气的，有的成员则会被热水烫、用打火机烧，或遭到各种方式的殴打。 反侦查手段在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已经用上了。安次区一名民警透露，只要被骗入农家院，每人的手机、身份证都将被没收，“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名，相互之间只能称呼化名。 同时，每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会将每个农家院的人员调整，加速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寝室的人相互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动了手脚，前述民警说，有的“头目”会随机选择数名成员，让其告诉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被用于传销人员购买产品、相互转账。 这些方法流传于各地，不用再重新“发明”。办案人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生，个子娇小，一脸单纯，但却是传销组织一名最高等级的“一级头目”。 不少成员都试图提升自己的等级。按照“蝶贝蕾”的规定，“一级头目”不是固定的，一旦下线达到一定的“业绩”，新的“一级头目”就诞生了。而当熬到“一级头目”，便可不在廊坊生活，只需要通过网络、电话作一些决策，比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选址。 相较而言，“二级头目”必须在廊坊生活，更低层级的“三级头目”需要时刻监督低层传销人员，经常去各农家院转转。 捞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理由。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不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多名嫌疑人谈到了一个普遍心态：不甘心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而唯一捞回钱的方法，是投入更多钱，发展更多下线，慢慢在组织里成为领导，赚其他人的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