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标榜：从思想界精英到战争魔头

“在一战期间，当阿道夫·希特勒所在的前线分队没有任务时，当时身为下士的希特勒每天靠读书作画打发时间。1915年秋，当他在专心描绘一座教堂和一扇庭院的大门时，一位英国军官也正在战场的对面描画农场庭院的遗痕。他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纳粹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很崇拜作为艺术家的丘吉尔，因此纳粹胜利后，英国首相是唯一不会被送进监狱的敌军首领。希特勒承诺说：‘丘吉尔会舒舒服服地住在堡垒中，我会为他提供方便，让他得以做画，写回忆录。’”这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的记载。

希特勒是一个失败的画家，1907年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录取他。记得哲学家赵鑫珊有一本谈论精神出口的书中写到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希特勒在艺术上成功了，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恶魔，因为他火山般的内心熔岩总要找到一个喷发的出口。希特勒不但画画，还读了很多书。另外，他在建筑方面时常会表现一下自己的品味。

希特勒在柏林曾对英国外交特使说，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很想重返油画领域。“在我为了德国实施我的计划的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我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对德国的贡献，而是因为我的艺术成就。”

戈培尔的日记也曾记下这样一段：“后来我和元首谈及普遍兴趣等许多话题。他很期待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就能全身心地投入美学、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我们渴望成为真正的人。”

大魔头希特勒如下的这些点滴行为也绝不是怪癖、附庸风雅：在战胜法国后他飞到巴黎，在城里只呆了几个小时，却首先参观的是加尼耶歌剧院，并逗留了很长时间。此行勾起了他要在慕尼黑建造一座比巴黎歌剧院大三倍的新剧院的抱负;如果盟军飞机轰炸了其他城市，希特勒不会以为然，而要是轰炸了维也纳或佛罗伦萨，他会非常愤怒，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他痛心疾首;他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瓦格纳(对其结构宏大、充满英雄气概的歌剧推崇备至，视之为日尔曼精神的化身)，曾经炫耀聆听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达百遍之多;在自杀前，在柏林的地堡，他还要确定他离开世界的方式要尽可能地像歌剧演出。

纳粹集团像希特勒这样的标榜爱好文化的人多的去了，著名的人物包括小说家戈培尔、建筑师施佩尔。

戈培尔与德国文化界精英纠葛不清，仅仅了解一下二战期间柏林交响乐团的活动史，就深知此点。

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的建筑设计特点很受希特勒的赏识，所以成为他的密友之一，先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德国建筑总监。我看过一部BBC的描写战后追捕施佩尔这位帅哥的纪录片，当时不但军方在追捕他，还有一支神秘的小分队在千方百计捉拿他。后者并不是为了追究他的战争罪行，而是因为施佩尔当过纳粹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战时他表现出了高超的精算力，能够在盟军大轰炸下捉迷藏似地使德国的军备生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盟军需要找到他了解轰炸德国究竟起了什么效果，以便为下一步轰炸日本取得经验。

施佩尔在标榜自己有文化时说的话和希特勒如出一辙：“我对权利从来没有兴趣，如果能够成为第二个申克尔(1781～1841，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倒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现在来让我们继续八卦：施佩尔是效率奇才，他任军备部长半年后，军备生产的总产量就增加了60%。到1944年7月，在劳动力只增加30%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他的狂想非常符合希特勒的胃口，在他搞的柏林城市模型设计中，包括能容15万人的圆顶大会堂、能容40万人的运动场、有1.5万个床位的大宾馆以及各类巨型建筑。他的设计使希特勒在青年时代就醉心不已，只有施佩尔的爹对他那些狂想不以为然，施爹说：“你们完全疯了。”

纳粹分子对德国文化的标榜只是一个另类例子，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珍爱世间罕见却是不争的事实。

海涅(1797～1856)曾经声称他只有在呼吸着德国的空气的时候才能好好写作;托马斯·曼(1875～1955)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还被剥夺了波恩大学荣誉博士称谓。在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的生活中，他念念不忘德国文化土壤的恩泽，千方百计要回到“德国式的环境内”。最后，他在慕尼黑住处的家具被运到了屈斯纳赫特，也就是他在瑞士的居所，以慰藉他失去了熟悉的德国环境。“第一夜睡在他原来那装饰着蕾丝花边的温暖的羊毛被下，第一次坐在他钟爱的新古典风格的椅子里打盹，他回归故乡的渴望几乎把他的心淹没了。”

德国赋予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独树一帜的态度一直以来都令托马斯·曼为之着迷，当他意识到流亡生涯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宿命，他几乎泪流满面。